1957年深秋，一个化名"张正言"的老人出现在深圳罗湖桥附近。边防人员截住了他。搜身时发现，随身带着30本日记和51份报纸剪报。这个人不是普通旅客——他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、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。
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要跑。
这就要说到1949年底的时候，蒋介石败退之际，专门派蒋经国、俞济时到王缵绪家中，催他赶紧带上家当飞台湾。
王缵绪拒绝了，他女儿从香港发来电报，让他"速携物去港"，打算举家迁往美洲。
他也拒绝了。
他说过一句四川话："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撇（孬）哟，我这些收藏文物不可能带出国，流给洋人。"
这话说得硬气。他确实留下来了。
1949年12月14日，王缵绪授意部下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，率4.3万余人宣布起义，成都和平解放，他功不可没。
之后，他把创办多年的重庆巴蜀学校无偿捐给了国家。
又分三次把毕生收藏的珍贵书画、碑帖、印章、瓷器，全部送交博物馆。
展开剩余74%光是交给重庆三峡博物馆的书画碑帖，就有近四百件套，其中不乏宋元精品。
这些东西，是真金白银换不来的家底。他一件没留。
可是他心里不痛快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缵绪先后被安排了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、省政府参事、文史馆馆员等职务。
以他过去的资历——省主席、集团军总司令、陆军上将——他觉得这些安排太低了。
他不去上班，不参加学习，也不参加工作，唯一热心的就是去博物馆看文物。
谁劝都不听。
说白了，他放不下过去那套"座次排位"的旧脑筋。
在他的认知里，起义有功、捐献有劳，理应被高看一等。
他没搞明白一件事：新中国不按旧规矩排座。
到了1957年，身边一些老朋友陆续遭遇变故。
王缵绪内心震动极大，整日剪报，记日记，把那些消息一条条地留存下来。
他开始动了别的心思。
他找到旧识雷少成，两人商量出一套方案。
王缵绪对外谎称要去重庆治牙，化名"张正言"，一路辗转南下，目标是深圳罗湖桥——过了桥就是香港。
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拖着三十本日记和几十份剪报上路。没带金银，没带文物。
1957年11月15日晚9时，他在深圳边境被截获。
随后被押回成都，关在文庙后街的公安厅看守所里。没有正式提审，也没有判刑。
三年后，1960年11月，王缵绪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病逝。
回头再看这个人的一生，有复杂的一面。
抗战八年，他率二十九集团军转战湖北，参加武汉会战、枣宜会战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，部下伤亡惨重，打到最后集团军只剩不到两万人。
麾下师长许国璋负伤后自戕殉国，师长彭士量激战中牺牲。
他用川造步枪和单衣跟日军死磕，这段功绩不能抹掉。
创办巴蜀学校，捐献大批珍贵文物，这些也是实打实的贡献。
偏偏到了晚年，他栽在了一个"不甘心"上。
他没有看清楚一个道理：时代变了，规则变了，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也变了。
过去的功劳是功劳，但不能拿来当筹码。
把个人的面子看得比国家大局还重，心思就走歪了。
他要是安安心心地待在博物馆里鉴定文物、教年轻人看字画，以他的学识和眼力，晚年完全可以过得体面而充实。
可他选了另一条路。
一条走不通的路。
参考信息：
《川军抗日名将王缵绪》·四川省情网·2014年8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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